冤亲债主的干扰与解脱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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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人去泰国找小姐算不算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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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既定，但发展进程取决于国民实践效率
　　丁礼庭
　　我曾经反复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既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也就是说，不管人类社会、或者说某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多么地曲折，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纠错机制都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导向这一发展的方向。但是每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或者是说的发展速度，则必然地取决于各国全体国民实践的效率。
　　从这个命题出发，张维迎先生对“李约瑟之迷”（所谓“礼约瑟之谜”就是指：“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近代之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1】）的解答基本正确：“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国，是因为中国的专制体制和文化压制了企业家精神。”【2】我必须补充的是：“中国的专制体制和文化不但压制了企业家精神，而且是几乎遏制了所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萌芽’”。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就是因为在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启蒙时期，（即在人类历史上同时出现的中国的春秋战国、欧洲的古希腊时期和西亚天主教、伊斯兰教及古印度的佛教诞生时期），中国的儒、道、法、墨、兵等诸子百家的文化，和东亚大陆北纬30度到60度适合农业发展的地理环境相结合，才造就了中华民族农业经济和农业文化灿烂辉煌的顶峰。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产生于农业经济，又反过来强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残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各种萌芽的“杀手”。
　　历史已经无可否认地记载了早在“宋、明”时期就出现过这种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萌芽”：比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等等，而一千多年前就相对地完善了的“土地私有”的制度，就是市场交易在中国早就存在和繁荣的最有力证明！但面对 “重农轻商”、“克己复礼”和“三纲五常”等强大的、传统的农业文化及其制度传统，最终都只能“昙花一现”地流失了历史发展的重大契机。
　　但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农业文化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展的巨大作用，不管是对农业社会的促进作用，还是对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遏制作用，都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上述“趋势”和“方向”。在屡次错过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和几个世纪的等待后，不管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制度传统对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进程的阻力有多大，中国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道路如何地艰难曲折，在20世纪末和新世纪之交，中华民族还是不可避免地、也无法阻挡地进入了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这既证明了文化传统和制度传统等因素可以严重地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但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又为中华民族证明了一条真理：无论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如何强大，都不可能阻挡中国实现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所“必需的”民主宪政的制度体系，这同样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结果，也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结果！
　　虽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制度传统使中国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过程艰难曲折，任重道远，但是，如果人们承认“技术模仿” 能够使中国人民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发达国家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艰难探索才实现的科技创新；那么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制度模仿”，同样用不到欧美那样几百年的逐步渐进，也可以学习、借鉴和引进发达国家国民实践已经证明了的有效成果，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华民族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历史重任！这种所谓的“后发优势”，不但存在于“技术模仿”领域，在现代化制度建设方面，同样存在！而且完全就是必要条件！
　　如果“每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或者是说的发展速度，必然地取决于各国全体国民实践的效率。”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重要的应该是全体中国国民必须尽快地觉醒和启蒙，自己起来自觉、自主和自由地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而唤醒和启蒙中国民众的历史任务，就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肩上了。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必须在帮助工农致富和维权的同时教育、启蒙工农大众。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必须明白，谁来领导中国的政改并不重要，如果共产党真下台，任何其它群体上台，中国的大规模动乱将不可避免，这将是中国政改的最大隐患和灾难。中国政改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的理由，还因为不管谁来领导政改，最终都同样地必须把执政权归还给民众，由民众来授权，这是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所决定的！
　　2012年7月29日
　　2012年8月8日重新修改定稿
　　【1】、【2】：张维迎：《再探“李约瑟之迷”》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871.html